摘要：荷情，荷理，荷你一起发现创新！文 | 张展荷兰在线特约专栏本周一下午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荷兰市民出于“共济精神”，声援在美国因为乔治 · 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执法致死的抗议游行。任何一个荷兰...
荷情，荷理，荷你一起发现创新！
文 | 张展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
本周一下午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荷兰市民出于“共济精神”，声援在美国因为乔治 · 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执法致死的抗议游行。
任何一个荷兰人在经过了八个星期的封闭之后，看到这次示威的照片都会震惊地合不拢嘴巴。跟五千人聚集在水坝广场示威的对比，是平时小心翼翼地去超市，提心吊胆地送小孩去上学，理发和乘坐公交车时必须戴口罩……更不要说很多生活在各种医疗机构中的老人和病人无人探望，还有餐饮业的业主几个月以来无法营业，只能苦苦支撑。
所以在示威当天，一般公众、新闻媒体加上政界的批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三天以来各种媒体报道持续发酵。所有的质疑都指向同一个人——阿姆斯特丹的市长哈尔塞玛（Femke Halsema）女士。 问题只有一个：在新冠疫情没有受到完全控制的当下，为什么如此大规模的聚众会被允许发生？
哈尔塞玛自示威以来在媒体的采访中多次对此进行了辩解。尤其是在示威当天的每日政经访谈节目Op1中，比较详细地解释了她决定不采取干涉行为的原因。总结下来，她提出了四点原因：
第一，示威活动是宪法给予民众的“神圣权利”，这也是阿姆斯特丹的光荣传统。因此示威活动不能被轻易取消。
第二，对示威人数的严重低估。在接到示威组织者的告知后（在荷兰的示威无需事先申请但是必须告知市政府），市长看到了其他欧洲城市的示威规模，她表示“感到非常不安”。她和警长时刻联系，估计示威人数。但是示威开始后她“完全震惊了”，她绝对没有想到人数会从组织者估计的上限三百人，迅速增长到五千人。
第三，因为估计不足，没有事先安排“和平干预”所需要的警力装备。在发现示威人群人数的迅速增加以后，她最终决定不干预，因为担心强行干预会发生警民对峙。这样的情况在抗议警察执法过度的示威背景下显得很敏感。
第四，哈尔塞玛强调，在新冠的非常时期示威与否，最终是民众自己的选择，因此责任自担。市政府不能替市民做出决定。这又与吕特首相所提出的“智慧封锁”遥相呼应。
当时的节目可以说刀光剑影。两个主持人彬彬有礼，问题却犀利异常。哈尔塞玛气势上毫不示弱，反复强调自己所阐述的四个理由。在周二面对媒体NU.nl采访的时候，市长明确表示，不会考虑辞职。一时之间，是非难辨，市长到底是进行了一次非常棘手的两难选择呢，还是执政失误？
在示威开始后的几天里，这个问题继续发酵，各方人士包括法律界人士和病毒学家仍然在各大报纸上对此进行讨论。梳理下来，大致对应哈尔塞玛的四个理由：
示威的确是宪法赋予民众的权利。各方人士对示威是否应该举行其实没有异议，基本持正面态度。关键在于，示威的神圣权利是否应该受到公共健康危机的限制？答案是肯定的。法律教授Paul Bovend’Eert在财经日报(Het Financieele Dagblad)上解释，宪法明确表明，处于对公共健康的保护，示威可以受限。
其次，当得知示威人数出奇意料地增多时，哈尔塞玛多次强调自己的震惊。但又同时表示，在周六看到欧洲其他城市的示威情况时，自己“感到很不安”。
既然不安，又为何不做任何准备？市长的解释是，警方在多方跟踪社交媒体之后，做出了“最多1000人”的估计。Op1的主持人对此犀利地问道，“您的意思是说，问题的根本是警方的错误吗？”荷兰商报（NRC）的记者很礼貌但不无辛辣地称市长如何能够如此严重地错估形势，“实在是个谜”。
讨论的焦点除了哈尔塞玛对示威人数严重错估之外，还在于为什么在示威人数迅速增长的时候，哈尔塞玛没有进行任何干涉？
注意，此处重点是“任何”二字。市长强调当时无法进行“强力干涉”，但事实上市长没有采取任何行为，比如在示威本身非常温和的情况下，劝说民众提前结束示威。媒体上到处可见的照片是没有戴口罩的市长面带微笑地站在一群戴口罩的市民中间。对此法律专家Wim Voermans在财经日报评论称，市长管理公共秩序时需要遵循的法规在新冠期间非常明确，即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她的所为，不可以”。
关于最后一条，不得不提到荷兰市长最关键的、不可以假手其它市政机构的一项职能，就是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当前疫情之下政府对公共秩序的规定便是1.5米的社交距离。如果这是市长最为独特和关键的一项职能，而在新冠病毒仍未被控制的情况下在阿姆斯特丹发生了五千人的聚众示威，那么无论市长如何解释自己决定的合理性，终究是徒劳无功。
吕特首相称荷兰是个“成熟的民主社会”。每个市民都有保持社交距离的责任，这也是“智慧封锁”能够得以实施的基础。封锁八个星期之后，新冠病毒的各种感染数据明显下降，也证明了民众的确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然而，民众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就意味着市长可以不履行市长保持全市公共秩序的职责吗？市长把责任完全放到个体市民的身上，令人遗憾。
阿姆斯特丹市长的政治命运，也许或多或少地会被两到三周后新冠的感染人数所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对哈尔塞玛的政治问责已经开始。她的政治命运取决于阿姆斯特丹市政府，也就是与她共同执政的各个党派代表。这些昔日的战友们已经递交了要求在市政府对此进行辩论的申请。同时，在阿姆斯特丹的在野党中，由VVD领头准备递交关于对市长不信任的动议。
荷兰的市长们任期六年，如果执政顺利则可以被持续提名连任，最长可以一直留任到退休。哈尔塞玛在2018年出任阿姆斯特丹市长，她真正的任期有多长，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看看大洋另一边美国的抗议浪潮，那阿姆斯特丹的市长在一次温和的示威活动中不令人满意的表现，真的是一个小问题了。但在这个小问题上，民众和专家都被媒体带入政治问责的场景之中；政治人物本身也有很多机会为自己发声解释；最后，无论媒体舆情如何不满，无论首相，内阁成员们或者哈尔塞玛所属政党的党魁对这次示威处理不力如何谴责，对哈尔塞玛的最终政治裁判会由阿姆斯特丹本市政府决定。这是国家法律所设定的界限。
今天这次梳理，也算是一次微型的荷兰政治之旅了。
作者 | 张展
精算师，从事保险公司的监管和解构重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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